谢瑞武：关于成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思考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并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支撑。

近日，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谢瑞武在《新型工业化》2023年第8期刊发署名文章《关于成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思考》，分别从新时期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成都工业化历程回顾、成都工业化阶段研判与分析、下一步成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思考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极核城市和四川主干城市，在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位势能级提升的重大战略意义。

下面，请看文章详细内容

关于成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思考

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总结20世纪我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在我国加入WTO、开启对外开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工业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成为国际共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并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支撑。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极核城市和四川主干城市，需要深刻认识工业化发展所处阶段，坚持制造强市的战略选择，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位势能级提升。

一、新时期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

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由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的过程，狭义的工业化是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及其就业占比不断上升的过程；广义的工业化是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变化的过程，既包括工业部门的发展，也包括“工业化了的农业”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启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充分认识到工业化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建成了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更加强调“两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保护资源环境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方向，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实现跨越式和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更加突出数实融合

数字时代是新时期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背景，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加速深度融合。在工业组织全领域、价值链和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供应链的全链条以及商业生态各个方面，数字技术加速了生产要素、先进技术、设备设施、工艺流程的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实融合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时代特征，也是制造业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提高、全球价值链掌控力增强的关键推动力。

新型工业化更加突出绿色低碳

绿色低碳已成为全球共识，新型工业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工业的全领域、全过程，实现全产业链价值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使工业与生态、工业与城市和谐共生。除了要大力推进工业本身的绿色低碳化，还要为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和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提供更加丰富、高效的绿色低碳产品。

新型工业化更加突出创新驱动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主要依赖劳动力、能源、土地等要素成本比较优势，采用承接国外产能转移、技术引进等方式，实现了低水平的规模型扩张。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向传统产业的中高端环节、高技术产业、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既大力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知识、技术，也更加强调科技的自主性，实现这一转变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不仅需要模仿型创新，还需要更大力度、更大范围地开展原始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给中国新型工业化带来了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方面原始创新的新机会。

新型工业化更加突出开放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确处理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建立起外向型特征明显的现代工业体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在“逆全球化”趋势的挑战下，工业化分工协作的本质规律依然没有变化，我国既要继续推动中国产品、企业“走出去”，又要深化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新型工业化更加突出以人为本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需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变化，根据需求变化不断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个性化、多样化，绿色、健康、安全的高品质产品的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工业产品的技术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全方位的质量水平，为引领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物质基础。

二、成都工业化历程回顾

1949—1978年：国家布局奠定现代工业基础

古代成都手工业门类齐全、工商业发达，冶铁、制盐、蜀锦蜀绣、漆器银器、印刷竹编等均是代表性产业。成都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建成了四川机器总局、裕华纱厂、启明电灯公司等代表性工厂。但不沿江不靠海，远离技术源、资金源和人才源，导致近代 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一五”“二五”及“三线建设”时期，布局了国营成都无线电仪器厂、国营132厂、四川肥料厂等一大批骨干军工企业和重化工业项目，在通信电子、航空装备等领域建立了全国比较优势。经过30年发展，1978年成都工业总产值达到43亿元，较1949年增长44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5.5%。这一阶段，成都工业主要承担国家战略布局和城市民生保障责任，国家主导下的产业布局是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发展初期特征明显。

1979—2012年：改革开放加速工业现代化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国企改革全面推进，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加速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希望集团、科伦药业等一批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市场活力加快释放；英特尔、一汽丰田等一批外资企业相继落户，成都国际化进程加快。2004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工业新跨越的意见》，出台配套措施支持工业发展。此时，成都工业经济进入规模快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17.6%，201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853亿元，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8.7%。这一阶段，成都工业加快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进程，国际化发展初具雏形，民间投资、外资外贸成为工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加速迈进的特征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工业发展主题

进入新时代，成都产业能级不断提升，获批7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电子信息成为首个万亿级产业，成渝地区电子信息、软件和信息服务、成德高端能源装备入围国家先进制造集群。发展动能加快向创新转换，磁悬浮轨交、大飞机、超高清显示等领域研制能力国内领先，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从5.3%升至31.8%。数字化转型提速，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西门子、富士康入选全球“灯塔工厂”。2012-2021年工业年均增速7.4%，居全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第4（深圳8.5%、厦门8.1%、南京8%），2022年规上营收1.74万亿，较2012年翻倍。这一阶段，成都工业增速减缓，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加速，工业化中期巩固提升、向后期转型推进的特征明显。

三、成都工业化阶段研判与分析

根据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工业化后期已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的指导下经历了“去工业化”后，逐渐意识到制造环节的外迁导致工业对国家经济发展拉动力减弱，已严重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纷纷推进“再工业化”，大力推动制造业向本土回流。可见，单纯以工业化阶段理论指导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时代局限性。从工业化阶段判定指标来看，成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表 1），应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但从新型工业化的时代要求看，成都工业未经历充分发育过程，工业现代化水平与工业化后期阶段特征不匹配，工业化进程整体滞后于城镇化（图 1），工业难以领衔城市经济增长。综合成都工业发展历程、城市发展定位、国家战略要求等因素研判，成都实质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型推进阶段，要避免走“去工业化”弯路，必须进一步强化工业发展的主导地位，提高工业占比至合理水平，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完成工业补课和推动结构高质高端转型，形成工业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引领作用。

▲表1 简单依据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判定的成都工业化发展阶段

▲图1 2022 年全国主要城市城镇化率、工业化率及排名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支撑超大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现实需要

产业、人口、城市建设是支撑城市发展的三要素，产业是聚集和留住人口的核心。当前，成都已成为全国第6的超大城市，其既要以工业发展支撑城市经济合理增长、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也要承担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成都人口年净增长近50万，大量就业人群流向生活性服务业。相较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人群收入偏低，过高的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导致城市整体可支配收入偏低。2022年，成都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合计占比 58.5%，低于上海、深圳、苏州、北京，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主要城市第13位（图 2），与北京、上海、苏州差距明显。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不足，给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聚集带来产业空心化风险，制约成都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图2 2022 年全国主要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排名 （单位：万元）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

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更注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更突出以工业化带动数字经济等新的经济业态培育壮大。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下，现代化产业体系依然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需防止过早过快去工业化。“十二五”以来，成都工业增速开始下行，而服务业没有明显减速（图3），造成服务业可以替代工业成为增长主动力的认识误区，忽略了工业是服务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导致抓工业力度有所减弱，呈现出一定的“去工业化” 特征。上海、深圳等地区由于周边工业发展充分，产业国际化发展便利，有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良好基础，而成都地处内陆，周边工业基础薄弱，靠外部资源流入难以支撑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加速新型工业化，扩大要素国际化聚集，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区域发展中的支撑力，反向赋能工业的创新能力、制造模式、组织形式、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是成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客观、务实、经济的发展路径。

▲图3 2012—2022 年成都工业增速与三产增速对比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在新发展阶段下，新型工业化具有更高的科技创新能力、更高效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更包容更可持续的特点，更强调新型工业化是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上海、深圳、广州等超大城市均将工业作为构筑城市竞争力的基石，巩固和强化制造业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顶梁柱”作用，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承担着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历史使命，但工业作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依然存在结构不优、创新动力不强、企业竞争力较弱、产出效益偏低等问题。需要实现城市竞争重归产业主赛道，坚持将新型工业化作为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四、下一步成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思考

凝心聚力狠抓工业，以新型工业化引领“四化同步”

当前，成都工业能级距离超大城市发展需要仍有不小差距，需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顺应规律、扬长补短，保持发展工业的战略定力，规模质量两端发力，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引擎”地位，夯实“四化”协同发展的基础。规模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应高于城市 GDP 增速，推动工业占 GDP 比重回归合理区间；质量上，要加快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使新型工业化真正成为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新型工业化支撑信息化，顺应数字时代市场需求导向，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大力发展集成电路、高端软件、人工智能等核心产业，着力培育下一代互联网等未来赛道。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围绕“三个做优做强”城市功能要求，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向高质高端转型，构建满足多层次就业人口需求、高品质产品消费需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型工业化提升农业现代化，推动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战略思维目标导向，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市建设

成都作为超大城市，要坚持把制造业作为立城之本、兴市之要，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市建设，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支撑城市现代化建设。坚持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把握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带来的产业再布局机遇，发挥成渝地区战略大后方、国际门户枢纽优势，建设产业备份基地，提高基础原料、核心部件、关键装备、终端产品的全流程生产能力和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现代物流、运维服务的全流程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发展韧性和供应链替代能力，为我国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成都力量”。坚持实体为本和数实融合，建好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增强数据要素配置、数据融通应用、算力产业支撑等能力，加快工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信息化水平、智能制造能力。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升级，有序推进电能、天然气、氢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布局一批零碳产业园区、碳中和绿色生态试验区等，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新模式。

实施建圈强链集群发展，构建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产业链、产业集群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实施产业建圈强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成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是提升工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建设，对照工业和信息化部集群标准，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支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绿色食品等支柱产业提能升级。坚持未来视野和前瞻思维，布局发展未来健康、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智能、未来空天产业等新兴赛道，形成未来竞争先发优势。瞄准核医药、工业无人机、微波射频等“小切口”，向内挖掘成都军工资源、科教资源优势，打造优势产业新地标。依托数实融合，加快打造“成都智造”品牌，深入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培育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主导国际生产布局的跨国公司，壮大一批嵌入全球价值链、深植于高技术领域产业生态体系的“高精尖特”企业群体，分层分级加大对“有根”企业的培育力度，分段分类推动工业企业“四上”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打通创新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形成资源要素聚集、产业环境优化、各类主体和谐共生的产业生态体系。

开放引领创新驱动，加快工业发展动能转换

进入新发展阶段，工业化的驱动力量正从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向技术、数据、知识等新型要素转变，创新占据了产业发展的核心地位。发挥成都科教资源富集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把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不断健全和国产替代加速等新机遇，将技术进步对成都工业发展的贡献提高到50%以上，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加快推动产业创新载体建设，支持国内行业领军企业联合在蓉科研院所和其他企业，加快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创新联盟等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开发“硬核科技”重大创新产品，构建多层次、多产业的创新网络体系。用好用实国家医学创新中心、天府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开展生命健康、空天技术、先进能源等关键领域技术攻关。编制技术攻关及创新产品指南，采取“揭榜挂帅”等方式，向国内外创新主体集中发布“需求清单”、征集“供给清单”，推动部分领域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健全科技成果发现和评价机制，以行业共性技术和产业需求为导向，支持科技成果进行中试熟化。

区域协同共建共赢，增强极核城市核心竞争力

以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加快现代都市工业发展，在更大区域、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施产业建圈强链，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共建开放型产业体系。推进成渝经济圈集群共建，建立零部件、关键技术、中间产品供需对接机制，突破产业链协调的行政边界限制，联手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共建高水平汽车研发制造基地，协同培育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绿色食品等特色消费品产业集群。加强成都都市圈产业协作，以共建跨区域产业生态圈为指引，在统一要素市场、统一政务服务、共建共享高端要素聚集平台等方面先行先试，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成都都市圈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总部 +基地”“研发+转化”“终端产品+协作配套”“龙头企业总装+配套”协作模式，搭建产业链协同共建平台。聚焦“三个做优做强”，推进市内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建立跨层级跨区域重点片区开发的工作推进机制，以产业园区联动发展为牵引，推动行政区间平台共建共享、产业协同发展。

※ 作者：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谢瑞武

来源：《新型工业化》